近日，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INTA）的一份草案意见，在全球碳圈投下了一枚深水炸弹。

草案的核心修正案显示：欧盟委员会被授权制定规则，将《巴黎协定》第六条下的碳信用，纳入CBAM（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已支付碳价”抵扣体系。

这意味着，曾被欧盟坚决排斥的国际碳信用，可能通过CBAM这个“后门”，重新获得合规市场的入场券。

历史轮回：从全面拥抱到彻底封杀，再到谨慎重开

要理解这一动向的颠覆性，必须回溯历史。在2005年至2020年前后，欧盟碳市场（EU ETS）曾大规模允许使用基于《京都议定书》的国际碳信用，如清洁发展机制（CDM）产生的CERs。

这极大地降低了欧盟企业的履约成本，并催生了全球第一波碳市场热潮，中国在此期间开发了超过10亿吨核证减排量（CERs）。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市场运行深入，国际碳信用在质量、额外性及环境完整性方面的争议日益凸显，部分低价信用甚至对EU ETS碳价形成了压制。

自2013年起，欧盟开始逐步收紧，并在2020年后基本全面停止在EU ETS中使用外部碳信用，转向封闭的内部定价体系。

此次草案中关于“考虑拟纳入Article 6碳信用”的表述，绝非突发奇想。它更像是欧盟在经历“全面排除”的矫枉过正之后，对国际碳市场进行的一次谨慎而有限的再接入尝试。

这背后，是欧盟对《巴黎协定》第六条下高质量、严格核证的国际碳信用可能价值的重新评估，也是提升CBAM制度国际接受度与灵活性的战略考量。

现实破局：碳信用如何成为CBAM僵局的“润滑剂”？

CBAM自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巨大的争议。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其带有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色彩，违背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欧盟自身也面临执行成本高、数据核算复杂、国际阻力大的挑战。以中国光伏行业为例，其因煤电依赖导致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强度（1100-1200 kg CO₂/kW）显著高于欧盟标准（800 kg CO₂/kW），按当前欧盟碳价测算，出口成本可能显著增加。

引入Article 6信用，相当于在坚硬的 “碳关税墙”上凿开了一扇窗。

它为出口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新路径：通过投资符合Article 6标准的减排项目，生成高质量碳信用，来抵扣部分CBAM成本。

这不仅能缓解激烈的贸易摩擦，更能将CBAM的部分“惩罚性”收入，转化为对全球南方减排项目的“激励性”投资，实现从 “大棒”到“胡萝卜” 的巧妙转化。

哈佛学者在《气候政策》期刊2025年的论文中，早已前瞻性地提出了类似构想，主张将代表减排量的“碳税资产”视为有效碳价，允许用于抵扣CBAM费用，从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胡萝卜”。

未来变局：Article 6信用从“核算工具”到“全球硬通货”

《巴黎协定》第六条机制（包括6.2条的ITMOs和6.4条的联合国监管信用）虽已确立，但长期缺乏稳定、大规模的需求侧，市场始终不温不火。

一旦CBAM开放Article 6信用抵扣，其意义将远超单一政策调整。

欧盟作为全球最大碳定价体系之一，其需求开放将为ITMOs等资产提供前所未有的稳定需求来源。这将彻底改变当前国际碳市场“供给主导”的脆弱结构，激活市场活力。

更重要的是，Article 6信用将因此获得 “准合规资产”的属性，其价格体系有望被重估。它不再仅仅是国家间用于完成自主贡献（NDC）的核算工具，而可能演变为支撑全球碳定价衔接的关键“刚需资产”。

对于中国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重大机遇。中国的全国碳市场已是全球覆盖排放量规模最大的市场，但碳价与国际存在差距。

若未来能推动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机制与Article 6高标准对接，并借此通道获得CBAM认可，将为中国出口企业降低合规成本、为国内减排项目引入国际资金打开一扇大门。

当然，一切尚在早期。草案核心是授权欧盟委员会“制定规则”，具体适用范围、抵扣比例、质量标准及监测报告核查（MRV）体系都待设计，政治博弈空间仍存。

但信号已经无比清晰：全球碳市场的游戏规则，正在被重新书写。

结语

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已于2026年1月1日正式结束过渡期，进入强制征收阶段。对于中国的钢铁、铝、化肥、电力乃至未来可能纳入的更多行业的企业而言，碳成本已成为必须直面的现实。

欧盟此次草案动向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趋势：单边的碳壁垒难以持久，最终导向的必然是全球碳市场的有限联通与合作。Article 6机制，正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具国际合法性的“连接器”。

无论你是出口企业的管理者，碳资产的开发者，还是政策的关注者，都需要重新审视抽屉里的碳信用资产，并密切关注Article 6规则的最新进展。

因为，它可能不再只是一张环保证书，而是一张通往未来贸易市场的、逐渐显现实金价值的门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