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碳市场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核心市场化政策工具，也是通过碳价信号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当前，全国碳市场在制度体系建设等方面已取得积极进展和初步成效，但在市场活跃度、价格发现功能及风险管理能力等方面还面临多重挑战，制约了其碳定价功能的有效发挥。

本文系统梳理了全国碳市场的交易特征与主要问题，并提出通过完善配额分配与价格稳定机制、提升市场流动性、推进碳金融产品创新、积极参与全球碳定价治理来强化全国碳市场的碳定价功能，以塑造更加高效、稳健、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碳市场体系，从而充分发挥其在资源配置、投资引导和风险管理中的关键作用，支撑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

中国作为世界上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面临碳减排和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压力。受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影响，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为主，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虽然已从2010年的约70%降至2023年的约55%，但绿色低碳转型还需要继续降低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这意味着，要实现“双碳”目标，我国不仅要以低碳方式实现增量增长，还必须对其巨大的存量进行低碳转型。

在实现“双碳”目标的政策工具箱中，我国已初步形成多类工具协同发力的综合治理格局，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命令控制类工具，通过明确排放边界和合规底线为市场主体划定“红线”，如能耗双控与碳排放双控制度等。第二，市场激励类工具，旨在利用市场机制发现减排成本、激励减排行为、优化资源配置，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等。第三，金融支持类工具，旨在引导社会资本流向绿色低碳领域，如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碳资产质押融资等。第四，财税价格类工具，旨在通过经济激励或惩罚纠正资源错配，如财政补贴、税收减免、节能减排专项资金安排等。第五，技术创新类工具，主要通过对绿色低碳技术研发、示范与推广应用的支持，推动关键技术迭代升级，从源头上降低全社会的减排边际成本。

在上述政策谱系中，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称“碳市场”）是一种重要的市场化政策工具。它将碳排放权这一环境要素转化为具有明确产权、可进行市场交易的产品，通过形成有效的碳价格信号，引导资金、技术等稀缺资源向绿色低碳领域流动，从而以最低的社会总成本实现最大程度的减排。

必须认识到，“双碳”转型本质上是一场由技术和投资驱动的深刻变革。任何投资决策都高度依赖于对未来成本的稳定预期。一个有效且可预期的碳价格，能够向市场主体传递三类关键信号：一是减排价值信号，即碳价直观反映了减少一吨二氧化碳排放的机会成本；二是投资方向信号，高昂的碳价将改变不同技术的成本收益比较，使可再生能源、储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等绿色技术获得竞争优势，引导资本精准投入；三是未来成本信号，使企业能将长期的碳成本内化到投资决策与商业规划中，加速高碳资产的退出和商业模式的低碳转型。因此，一个稳定且呈现持续上升趋势的碳价信号，能够促进形成长期市场预期、撬动规模化绿色投资，最终加速整个经济体系的低碳转型进程。

我国碳市场建设采取了“从地方试点碳市场到全国碳市场”的审慎推进路径。自2013年起，深圳、上海、北京、广东、天津、湖北、重庆和福建八个试点碳市场陆续启动运行，在制度设计、配额分配、核查核算、市场交易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为全国碳市场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上线交易，标志着中国碳市场建设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全国碳市场在第一个履约期，纳入2162家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每年覆盖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45亿吨，一经启动便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以2024年为例，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年度成交总量达1.84亿吨，成交总额达176亿元人民币，均远高于所有地方试点碳市场的总和。目前，地方试点市场主要覆盖尚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行业和企业，我国形成了“全国碳市场为主体、地方试点碳市场为有效补充”的架构体系。

经过数年运行，碳市场在推动减排和促进绿色低碳转型方面已展现出积极的政策效果。首先，在碳排放强度降低方面，我们的研究显示，自2013年试点市场启动以来，我国工业生产过程的碳排放强度呈现出明显的持续下降趋势。全国碳市场的启动运行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这一积极势头，表明市场化的价格激励机制正在发挥作用。其次，在绿色创新激励方面，我们的研究表明，试点碳市场所在地区的企业绿色专利申请量增长更为显著。碳市场通过给碳排放定价，有效激励了企业在能源供应端、能源消费端以及末端减排技术等领域的创新活动，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持续的技术动能。

最后，在提升社会关注度方面，我们构建的全市场对碳排放问题关注度指数显示，在全国碳市场启动后，碳排放相关议题在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中的关注度显著提高。这种关注度的提升形成了有效的外部监督与声誉约束机制，倒逼企业重视并推进自身的碳减排与低碳转型工作。

作为一个仍处于成长初期的新兴市场，全国碳市场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一些初始阶段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交易呈现显著的“履约驱动”特征。市场交易活动高度集中于履约清缴截止期前的几个月（如图1所示），呈现出显著的“潮汐现象”。而在非履约期，市场交投极为清淡，活跃度极低，近乎停滞。这种周期性脉冲交易模式，使得市场难以形成连续、稳定的价格信号。

第二，市场流动性不足。全国碳市场的年度换手率长期低于5%（如图2所示），这一水平远低于欧盟等国际成熟碳市场。流动性的持续匮乏，导致市场深度不够，价格极易被少数大额交易扰动，严重制约了价格发现功能的实现。

第三，交易结构以大宗协议为主。在2021至2024年的完整年度中，大宗协议交易方式的成交量占比均超过80%，而能够形成连续、公开价格序列的挂牌协议交易占比不足20%（如图3所示）。大宗交易价格通常由买卖双方私下协商确定，难以形成连续公开的价格序列，使得基于高频、连续交易的公开市场价格信号严重缺失或失真，削弱了碳价作为资源配置信号的有效性。

第四，交易规模相对有限。尽管全国碳市场覆盖的排放规模高达约50亿吨，但实际的年度交易量相对于庞大的配额存量而言仍然偏小（如图4所示）。这表明大量配额被企业持有以备履约，而非作为资产进行主动管理。碳金融衍生品等的缺失，使得市场的资产配置、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尚未被有效激活。

第五，交易价格波动较大。全国碳市场启动以来，碳价经历了较为明显的起伏。从2021年至2023年的50~60元/吨区间，到2024年多次突破100元/吨，再到2025年回落至50元/吨左右，价格的大幅波动给企业的长期投资决策带来了不确定性，稳定的长期价格信号机制有待形成。

第六，碳价水平相对较低。为了将全球温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国际碳价委员会建议，到2030年，碳价应达到每吨63至127美元的区间，才能有效激励低碳转型。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目前全球运行着38个碳市场，像瑞典、瑞士、欧盟等成熟市场的碳价，已经达到了每吨80美元甚至100美元以上，中国全国碳市场的碳配额交易价格相对较低，仅为每吨10美元左右。因此，中国碳价目前仍处于发展初期，随着市场成熟度提升和减排力度加大，未来碳价水平具备较大的上涨空间。

全国碳市场所面临的上述问题反映出其碳定价功能尚不完善，既有市场发展阶段的必然性，也有制度设计、交易规则、参与主体结构和产品结构等方面的制约。着眼于全面强化全国碳市场碳定价功能的核心目标，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协同推进。

目前，全国碳市场仅存在碳现货的二级市场，还没有形成一个进行配额拍卖的一级市场，这意味着，绝大多数配额是免费发放给企业的。配额分配方式决定了初始碳价的形成，而这构成了二级市场交易和定价的基础。当前的高免费分配比例会导致碳价信号失真，企业能够几乎无偿地获得配额，使得碳价难以充分反映真实的边际减排成本。

我们提出如下建议来完善配额分配机制。第一，要有序提高有偿分配比例。在统筹考虑行业承受能力、地区发展阶段和能源安全等因素的前提下，稳步提高配额拍卖比例，逐步形成“以拍卖为主、以免费为辅”的配额分配格局。通过公开透明的拍卖机制形成初始碳价格，有助于提高碳价格的市场化程度，使碳价更加接近真实的减排成本和稀缺程度。

第二，科学设计配额拍卖机制。要在拍卖方式、拍卖比例和节奏、拍卖收益使用等方面统筹谋划。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内电力市场、电力辅助服务市场以及国际碳市场的成熟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探索单一价格拍卖、多轮递价拍卖等多种方式，兼顾价格发现和市场稳定；另一方面，要明确拍卖收益主要用于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和减排技术创新，形成“减排—筹资—再减排”的良性循环，让碳市场收益更多反哺绿色发展。

第三，建立市场稳定储备和价格走廊机制。国际经验表明，单纯依靠市场供需调节容易导致碳价剧烈波动，既不利于企业形成稳定预期，也不利于市场长期健康发展。可以考虑建立“市场稳定储备机制”（MSR），在价格偏离合理区间时，当配额盈余时进行配额收储，当配额短缺时进行配额释放，从而有效管理配额、调节市场供给、平抑价格波动。同时，探索“价格地板价+天花板价”的“价格走廊机制”，在充分尊重市场定价的前提下，对极端价格进行逆周期调节，当碳价触及地板价时政府回购配额或减少拍卖量以提振投资者信心，当碳价触及天花板价时政府出售储备配额以防止碳价过高对经济造成过度冲击。

碳市场的流动性直接影响碳价的稳定性与真实性。当市场流动性不足时，稀疏的交易主体与清淡的成交会拉大买卖价差，使碳价容易受到少量大额交易的操纵或冲击，从而导致价格信号失真，难以准确反映真实的减排成本。相反，流动性的改善能够增强市场深度，其内在逻辑在于：更充足的流动性通过提升市场吸纳交易的能力，有效缓冲了价格的异常波动，进而促进碳价形成过程的稳定。因此，一个具备充足流动性的碳市场，才能形成稳定、可靠且可信的碳价格，进而为企业投资减排技术、政府评估政策效果提供准确的市场信号与决策依据。

全国碳市场流动性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碳配额供给侧和需求侧交易意愿不足，供给侧控排企业因配额稀缺性、未来价格上涨及政策不确定性的预期而存在强烈的配额惜售心理，需求侧结构单一与动力缺失导致买方力量薄弱、目前仅为存在履约缺口的控排企业。因此，提升全国碳市场流动性，要在“交易意愿”和“交易能力”两个维度发力，打通供给和需求两侧的堵点。

第一，激发控排企业的交易意愿。要引导企业从“把配额视为合规指标”转向“把配额视为重要资产”，从“年底算一笔账”转向“全年动态算账”。在政策层面，可以强化配额管理的内部约束，鼓励企业建立碳资产管理部门，把碳配额、碳排放成本和绿色投资纳入企业财务管理和战略规划；在监管层面，可以通过信息披露等方式加强对企业履约和交易行为的监督，推动企业形成“早减排、早受益”“早交易、早主动”的行为模式。

第二，适度扩大参与主体范围。在风险可控、监管可及的前提下，可稳步引入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专业机构投资者等参与市场交易。这些机构具备较强的信息处理和风险管理能力，能够通过套利、套保等行为增强市场深度和广度，从而提高市场活跃度。

第三，优化交易机制和交易结构。在坚持大宗协议交易灵活性的同时，要进一步提高挂牌协议、集中竞价等方式的比重，推动形成连续、公开、透明的价格序列。可以探索建立做市商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机构承担“买卖双边报价”的功能，通过提供双向报价、库存管理等方式，缩小买卖价差、增强价格连续性。

碳市场既是环境政策工具，也是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碳金融产品作为连接碳市场与资本市场、绿色项目与社会资金的关键桥梁，其创新与发展对于完善碳定价机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作用。通过丰富碳金融产品体系，能够有效激活碳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并优化其在跨期、跨主体间的资源配置能力。在市场参与主体的持续交易与博弈中，碳金融工具逐步形成具有前瞻性的远期价格信号，从而准确反映未来低碳转型中的供需结构与技术演进预期。这一机制有助于引导资本更精准、更高效地投向绿色创新领域，最终构建起一个以真实、有效的碳价信号为核心，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良性互动的绿色发展新生态。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动碳金融产品的创新：

第一，加快推出标准化碳金融衍生品。在总结地方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全国碳市场的碳期货、碳期权等标准化合约，合理设计交割品种、交割方式、保证金比例等关键条款，稳妥推动其进行上市交易。一方面，碳期货等衍生品可以为企业提供跨期套期保值和风险对冲工具，帮助其管理碳价波动风险；另一方面，碳期货等衍生品能够为碳价提供远期价格信号、促进价格发现功能，同时能够吸引金融机构等参与者为市场提供流动性。

第二，规范发展碳资产质押融资等业务。碳配额本质上是具有稀缺性和权利属性的资产，具备一定的抵押、质押价值。要在完善法律制度、确权规则和登记托管体系的基础上，稳步推动碳配额质押贷款、碳收益权质押等业务发展，为绿色低碳项目提供多元化融资渠道。一方面，金融机构要加强对碳资产价值评估和风险管理能力建设；另一方面，政策层面可以通过适度的风险补偿和激励机制，调动金融机构参与积极性。

第三，推进绿色信贷、绿色债券与碳市场协同发展。可以探索把企业碳排放绩效、碳资产管理能力、碳市场履约情况等纳入银行授信和债券评级的重要参考指标，引导资金更多流向减排潜力大、绿色转型基础好的企业和项目。同时，鼓励发行与碳减排效益挂钩的“碳中和债”“转型金融债”等产品，探索将碳价或碳排放表现与债券票息、回售条款等挂钩，增强市场激励约束。

碳定价日益成为国际规则博弈的重要领域。可以通过深化国际合作以提升我国在全球碳定价机制中的话语权。《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届缔约方大会完成了《巴黎协定》第六条市场机制下相关技术问题的谈判，全球碳市场正从规则制定走向机制实施，各方对此的关注和行动也快速增加。未来，各国尤其是排放规模较大的国家，可以在更规范的框架下，通过购买国际碳信用来实现部分减排任务。我国需主动参与全球碳金融治理体系重构，通过G20峰会、国际标准化组织等双多边协议或平台，主导制定碳金融衍生品跨境监管互认框架，推动建立覆盖交易规则、信息披露、风险防控等的全球统一标准。

例如，可结合《巴黎协定》第六条与“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与东南亚、中东等区域合作建立“碳市场联盟”，建立对话与信息共享机制、推动碳信用国际互认。通过积极参与和塑造全球碳定价规则，我国不仅可以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发展权益，也能为全球绿色转型贡献“中国方案”。

总而言之，碳市场不仅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政策工具，亦是支撑经济体系向绿色、低碳与高质量转型的核心金融基础设施。通过持续完善制度设计与产品体系、增强价格信号的有效性与可预期性，我国碳市场有望在全球气候治理与绿色竞争力提升中发挥更大作用。